英雄模范人物100名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7 6: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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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

 

向警予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及演变

孙云

[摘要]中共英模表彰制度,既是对中国传统旌表制度与文化的继承创新,也是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借鉴,同时又满足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一制度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初现雏形,延安时期蓬勃发展并逐步制度化,建国初期得到正式确立。英模在承担着示范功能的同时,更是一定时期政治动向的风向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借助这项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塑造着不同的典型和模范,实现不同的政治目标。这项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管理体系的有力补充,在今天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之一。

[关键词]中共英模表彰制度;苏联英模表彰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吴满有运动;英模标准

本文所称英模概念,内容较为宽泛,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为革命牺牲的英烈;工业、农业、商业等行业的劳动模范(延安时期称之为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延安时期还称为模范生产工作者),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以及集体获得该项奖励的组织或团体;战斗英雄;道德模范。英模不仅具有榜样示范作用、精神引领功能,更重要的是,英模标准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密不可分,英模在承担着政治模范、军事模范、经济模范及文化模范等诸多功能的同时,更是一定时期政治斗争的急先锋和政治动向的风向标。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起到了三个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是人民的领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935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借助英模表彰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塑造着不同的典型和模范,实现着不同的政治目标。

一、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肇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动员和表彰活动,成熟于延安时期的英模表彰运动。194311月在延安召开的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是其成熟的标志,此后该模式逐步制度化,最终定型于建国后的1950年。(1950925日至10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在会议上建议把评选英模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定期召开全国性的英模大会。详见《全国战斗英雄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页。)从革命年代至建国后,英模表彰由运动演变为制度,再从制度衍生成各种运动,一直游走于两者之间,这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需要有关。概括说来,它的来源有三个方面:

第一,学习苏联英模表彰运动的直接结果。学习的内容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中重构“新人”,保尔?柯察金便是这一政治人格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者。这一源自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雄人物,他对敌斗争的坚决意志、对党的热爱忠诚和以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者为己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苏联褒扬的英雄人格,也是中国共产党着力介绍和宣传,借以塑造新型政治人格的蓝本。这一英雄人物的诞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作者说得很明白:“我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是为着响应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号召。团中央曾号召苏联作家创造我们时代青年革命者的典型。”这本书所宣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新道德不仅对苏联影响极大,对其他兄弟政党及国家也影响巨大,对于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该书1935年在莫斯科完整出版,1937年便有了中译本。建国后影响更甚。根据出版界的统计,在建国后17年间销量较大的文艺小说中,唯一的译作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参见余敏玲:《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新史学》(台湾)124期(200112月),第3738页。)其二,苏联建设中表彰运动的开展。例如,工业方面,其核心的运动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该运动兴起的背景是,斯大林在成为苏联的唯一领袖后,一些令他焦虑和担心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譬如工业建设方面,出现大量工业原材料的浪费,工矿企业工人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怠工,乃至罢工等现象。另一方面,斯大林急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将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他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树立典型,并以此作为学习模版,消除工人中普遍增长的消极怠工现象。斯达汉诺夫“被发现”及其大规模的报道宣传,就是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称赞“斯达汉洛夫运动”的意义是:“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潮,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打破现有的设计能力,打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他还强调,它的意义不止这些,“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参见《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376页。)“斯达汉诺夫运动”对苏联的发展和建设影响巨大。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借鉴了这一经验,如开展“赵占魁运动”。毛泽东在获知赵占魁的事迹后,立即给主管职工工作的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的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说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解放日报》曾报道过,时任中央职工委员会委员的朱宝庭,在演讲中明确指出:“苏联有个斯塔哈洛夫(斯达汉诺夫的另一译法。),我们今天就有个赵占魁,苏联有‘斯塔哈洛夫运动’,我们也要来个‘赵占魁运动’。”(《解放日报》1942929日。)建国后,更是大规模地宣传和推广“斯达汉诺夫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向模范学习。

第二,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的需要。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产生,与延安时期开展的英模表彰运动密不可分。延安英模表彰运动的推广,为中国共产党渡过经济难关,贡献甚大。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其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外援。外援有两大渠道:一是国民政府拨付的款项,称为“协款”;另一来源则是海外华侨和后方人士的捐款。但边区人口的不断增长,使财政压力日益增大。而随着国共关系恶化,尤其是1941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完全停止了“协款”的发放和捐款的汇兑,致使边区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举步维艰。对于当时边区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在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下,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早在19392月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和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和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结合苏维埃时期的动员经验和表彰方式,借鉴苏联的表彰模式,在边区开展了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在开展向劳动英雄吴满有看齐的“吴满有运动”中,朱德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吴满有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而这个数目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的总数。此外,中国共产党此时的英模表彰运动也跟整风运动密切相关。毛泽东按照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重塑新人的革命理念去发现、选择和培养新人,树立符合政治需要且又能立足于民间的英雄模范,从而在加强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为人民服务的。

第三,中国传统旌表制度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旌表制度进行了改造和继承。我国封建朝代的政治是一种“典范政治”,这种政治文化,“就是社会给它的全体成员首先树立一个或一些榜样和模范,然后通过对榜样模范的效法学习使社会行为达于一致”(常金仓:《礼治时代的中国监察制度》,《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它极为重视道德伦理的作用。封建政权为了更好地加强统治,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旌表制度,以表彰那些“义门”、“孝悌之家”、“忠义之士”、“贞节烈妇”等。主要的做法有朝廷嘉奖、地方宣告、立碑、建牌坊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旌表对象的神化和圣化,并通过诸如追思、定期祭拜乃至多重避讳的方式,以示尊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旌表制度的合理部分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除了在形式上作了变通,赋予革命意义(如将牌坊改为纪念碑或建立纪念馆,祖先祭拜变通为规定时节进行扫墓等)以外,更多的则是吸收了传统旌表制度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将其与革命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相结合,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追悼张思德、白求恩、“四八烈士”等英模人物,从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政治道德标准,并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和追求此标准,以达到锻造新人、改造社会的目的。

二、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时代特点

第一阶段(1931-1936年):中华苏维埃时期的革命动员与表彰方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阐释革命的紧迫性、必要性和伟大意义。精神层面主要是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并在动员民众革命的过程中表彰这一模范行为,而物质层面则更多地体现在如何解决现实的革命难题方面。为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开展革命政权的建设,苏维埃政府此时通过报刊宣传,组织剧社,派出宣传队,利用歌谣、墙报、标语等多种形式与载体,进行广泛的革命动员,号召民众踊跃参军、缴纳税款、捐粮捐钱及购买公债。在歌唱“劳工神圣”,高呼“保卫苏维埃”的同时,褒扬的是参加“革命竞赛”、积极“优红拥军”的模范。该时期的表彰制度虽未正式成形,但方式已呈现雏形,如号召向英模学习,悼念与追思英烈,以烈士姓名命名牺牲地或出生地,建纪念亭、纪念碑、纪念塔以及纪念馆等。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激励性的嘉奖措施以外,还成功地运用了“罚”的手段,曝光了大量的“反面典型”。通过正反教材的对比,民众在革命过程中学习的参照坐标更加清晰。

第二阶段(1937-1949年):自延安时期起英模表彰运动的开展及其逐步制度化。延安时期的英模表彰运动具有代表性的有三次,即“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和“黄立德运动”。其中“吴满有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吴满有是逃荒到延安的农民,善于经营,勤劳肯干,逐步走上致富道路。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缴纳公粮,购买公债,被记者发现并在《解放日报》上进行了报道。(参见《解放日报》1942413日。)后来,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肯定和赞扬,随之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吴满有运动”,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当时为宣传吴满有的光辉形象,采取了多元的宣传方式。如为他创作歌曲和诗歌,制作木刻画等,甚至连火柴、香烟也命名为“吴满有”牌。毛岸英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他的农业大学老师,让他跟吴满有学习种地。(参见《人民日报》19461115日。)此外,还以吴满有为原型,由著名电影人陈波儿撰写剧本《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并亲自执导,拍了一部反映和歌颂他光荣事迹的电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艺术电影。(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延安时期英模表彰运动的最大特点在于逐步制度化、规范化。1943718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做出决定,计划召开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大会及生产展览大会。(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版,第174页。)1126日,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是“中国劳动人民空前荣典”的大会,规模宏大,热闹非凡。出席此次大会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共有185人,是全边区500多位英雄模范们的代表,参加开幕大会的群众达3万多人,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参见《解放日报》19431127日。)一年后,19441222日,第二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边区政府参议会大礼堂隆重开幕。(参见《解放日报》19441223日。)此次大会于1945114日宣告落幕,其表彰模式与运行机制,与第一届大会基本一样。(参见《解放日报》1945115日。)英模表彰模式逐步建立起来。这一时期的英模表彰运动,毛泽东不仅亲自指导,还积极参与其中,他和劳动英雄交朋友,多次宴请他们,并为他们题词颁奖,极尽“礼贤”之意。毛泽东还在英模大会上极力褒扬他们,称他们是“诸葛亮”,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都是在英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与此同时,为了动员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阶级,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斗,让这些英模的光辉形象深入民间,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积极探索的问题。中共采用了民众所能感知到的所有宣传方式和媒介,包括报刊、戏剧、歌曲、诗词、木刻画、年画、秧歌等,让民众全方位地浸润其中,从而达到动员民众和改造社会的目的。当然这一时期宣传和介绍的英模,也有少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拔高现象。例如,《解放日报》多次报道的边区著名劳动英雄田二鸿例如,《本市西区模范村长田二鸿当选劳动英雄》,(《解放日报》1943411.)《田二鸿与移难民》,(《解放日报》1943610日。),在生活中“不大方、看小利”,斤斤计较,群众反映“他的牲口多,别人借,老是迟疑不想借”。(参见《延安市1944年关于劳模选举情况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材料》,陕西省档案馆,全宗6,目录1,案卷199)再如劳动英雄白向吉,现实生活中个人品质并不好,“他原来有个水井在村外,自己用不着,就不让别人用,故意把它埋掉”(《关于劳动英雄的几个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6,目录1,案卷242)。个别虚假宣传现象的存在,多少影响了动员的实效。

鉴于延安英模表彰运动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逐次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在这些根据地的表彰运动中,晋绥和晋察冀边区表现得较为突出,效果也较为明显(如晋绥的“张初元运动”)。总体而言,延安时期的英模表彰运动,组织、动员了民众,给他们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层面柔性教育民众的目的。

第三阶段(1950-1956年):建国初期英模表彰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恢复社会生产和进行国家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英模表彰活动。1950年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是新生政权建立以后,对那些在革命与生产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优秀分子的表彰与奖励仪式,也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检阅和革命总结活动,意义极其重大。这一时期的英模表彰实践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国家的政治话语权,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工业建设方面,借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模式,在各行业树典范、学榜样,以破纪录、高标准、技术创新等为目标,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加快工业化建设。这一时期各行业出现的典型很多,如郝建秀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王崇伦的“快速切割法”、张淑云的“张淑云工作法”等。二是纪念和追思已逝的英雄和革命烈士,并以国家名义进行褒扬和表彰。如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黄继光、罗盛教等,尤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为主。从1958年《人民日报》公布的资料看,从195010月到19538月,志愿军中涌现三等以上功臣30多万名,集体立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其中,特级英雄、特等功臣2名,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黄继光和杨根思;一级英雄、特等功臣46名;一级模范、特等功臣4名;一级英雄、一等功臣4名;二级英雄、特等功臣72名;二级模范、特等功臣4名;二级英雄、一等功臣105名;二级模范、一等功臣45名;特等功臣89名。在这些功臣中,有231190人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章。参见《小资料》,《人民日报》1958317日。但据后来修订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可知,实际数字远大于上述数目。(详见本书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

第四阶段(1957-1965年):困难时期英模表彰的巨大效应。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风云多变,政治路线急于冒进,英模表彰活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1959年和1960年,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全国性英模表彰活动。60年代以后的英模,更多地体现了政治符号的象征性。例如,工农业生产战线分别予以表彰的王进喜和陈永贵,成为当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两面旗帜,即“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对以雷锋为代表的英模的表彰和宣传,其根本目的是以他们的模范行为与强烈的阶级感情,尤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和忠诚性,提高民众共产主义品质的修养。这一时期英模表彰活动的特点可归纳为两点:生产战线上高扬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发展模式;政治上强调阶级性,忠于领袖。后者正如周恩来为雷锋题词所赞扬的那样:“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3页。)

第五阶段(1966-1976年):“文革”中英模的“样板化”与政治反复。“文革”时期的英模标准经常变化。这一时期,由于受“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干扰,褒扬的英模有三个特点:一是“忠”为先,在延续原有忠于党忠于领袖的政治标准之下,更加强调无条件的服从,甚至极力推崇愚忠。这集中体现在“三忠于”与“四无限”方面。“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般和“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二是女英模的凸显。以八个样板戏为例,《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李奶奶;《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沙奶奶;《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等;《海港》中的方海珍;《白毛女》中的喜儿;《奇袭白虎团》中的崔大娘等,她们或是“革命的好帮手”,或是革命领导者之一。在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指挥下,创作了“样板化”的英模群体,文艺作品也无一例外地大力歌颂他们,尤其是女英模。三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换,原有英模绝大部分被贬黜,有些甚至被折磨致死。尤其是一些劳模,被当作所谓执行刘少奇黑路线的“代言人”或“追随者”打倒,处境甚为凄惨。根据天津市统计,“文革”期间,在3200多名全国劳模和市级劳模中,惨遭迫害的有736人,占23%。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6市的统计显示,“文革”中被揪斗的全国劳模有870人,立案审查的有21人,其中8人被判刑,13人被迫害致死。(参见齐燕庆:《中国劳模现象的历史及其沿革》,《理论前沿》1996年第9期。)

第六阶段(1977-1979年):后“文革”时代英模表彰的频繁与尴尬。“文革”结束初期,政治上延续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国家恢复了“文革”前通过召开全国大会奖励模范、表彰先进的做法。从1977年到197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召开五次全国性代表大会来表彰全国劳模、先进集体及先进生产者。例如,1977420日至514日就先后在大庆和北京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大庆式企业、全国先进企业称号共2126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385人。但此时现实情况已发生变化,英模们在民间遭受质疑,甚而成为被嘲讽、打击的对象,因此,自197912月全国劳模会议召开之后,这一方式就中止了。重新确立英模标准和遴选新的英模成为一种急迫需要。

第七阶段(1980年至今),改革开放背景下英模标准的嬗变。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有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政治激情逐步消退,部分民众开始羡慕西方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出现信仰危机。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从1983年开始,再次掀起“学雷锋”高潮,随后又陆续推出张海迪、朱伯儒、张华、赖宁等新一批的英雄模范,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其中,尤以宣传和学习张海迪为甚,19835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叶剑英等八位中央领导同志号召“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亲笔题词。身残志坚、不断追求进步的张海迪的励志故事,迅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1989928日至102日,国家再次启动了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表彰英模的模式,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表彰那些在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发扬良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坚持主流舆论导向,踏踏实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模范人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些英模标准的指导下,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人物。例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孔繁森,女售票员李素丽等等。进入21世纪,国家更加强调英模人物的先进性,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为例,被表彰的英模群体中,绝大多数人获得过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是本地区、本统的杰出代表,并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有些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先进典型。比如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钟南山,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许振超,人民的好法官宋鱼水,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云泉等。可见,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家表彰的模范和树立的典型人物,与毛泽东时代表彰的英模相较,其标准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英模表彰制度,较为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在每个英模背后,承载的都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需要的革命新伦理观念。中共建构的具有平民化和大众化特点的英模表彰制度,不仅满足了国家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满足了普通民众寻求政治肯定、获得官方褒扬的个体诉求,使得这两方面的需要得到很好的契合。在乡村,英模们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权威阶层,与党的乡村干部并列,或者同时兼任乡村干部,他们是中共建立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基石;在城市,不同行业和领域内的英模,是其所属单位或者所在系统的权威代表,也是基层管理和建设所倚重的核心人群。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体现国家政治意志、动员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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