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还有什么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6: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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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渐进改革,曾经被认为是优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因为它维持了社会稳定,没有打断经济发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美国提倡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和澳大利亚搞经济学理论的杨小凯,也发表长文,对中国渐进改革中难以遏止的权力腐败表示担忧,这有可能使中国的改革难以推进,被既得利益集团“锁定”在两种体制并存的失控状态中,从而走上类似南美的“巴西道路”。吴敬链的“权贵资本主义”也见诸报端。实际上,这个词是秦辉多次使用过的,而我则在1988年发表了关于“权力资本化”的长文。

  中国渐进改革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发展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将主导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来解决;或者是事物已经无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解决矛盾,非要以被动形式被迫解决不可。一场危机,就是外部强制解决矛盾的形式,只不过它所导致的是旧事物的瓦解。当然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如果在旧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产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中国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发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瓦解,就说明中国渐进改革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就会以金融动荡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因此,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中的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国有资产,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农民进城和粮食生产等。

  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实际上我们只要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经济,无论多么美妙的理想,实际上只能建立一个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正是符合某种客观规律的。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这种办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疗法稳定一些,但是权力的市场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腐败,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的流失。

  权力资本发展五个阶段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 20 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 80 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 20 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 20 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 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 18 万亿元人民币,也有 2 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 5 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 90 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 700 亿元人民币; 5 年 3500 亿元。有10% 大约 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 1992 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 10 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 10 万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有的领导者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 20 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 30 万亿元人民币。目前 7万亿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无人认领?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将近两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暗地巨额财富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竟然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代表,甚至在2000年两会以后,还对记者说:中国主要危险是“小农平均主义”!

  第五个阶段,是权力资本的国际化,大约加入WTO以后3--5年,中国大部分产业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其国际生产体系,金融发生崩溃之后被迫实行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并自由兑换,就是中国权力资本化的完成----从历史发展,它有一定的必然性。

  权力资本不可能获得合法性

  权力资本化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联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

  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改革初期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

  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 2000 亿美元外债,几千亿元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 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我国经济增长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阻碍,一般宏观政策难以发生效力, 1997 年开始的逐渐下滑趋势之所以难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缓解,就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因素动力一体制转轨,已经大部分释放完毕,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潜力,由于市场被权力分割垄断,信用程度降低而难以发挥出来。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中国的经济就无法真正启动。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开始显露并阻碍改革进行。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得中国无法再利用通货膨胀发展经济和实现改革,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以 1993 年“软着陆”和 1996 年以来以“抓大放小”为标志、转变成总量平衡或紧缩条件下的存量改革。总量不膨胀,利益转转移就无法隐蔽进行,这就必然出现绝对利益受损害的社会阶层,而且要提出权力资本的合法性
问题。在中国,这种问题是由计划经济思想的“左翼”从肯定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论严厉批判了权力资本,但是它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而回避了正是计划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但是它从改革的对立面,在实际上提出了权力资本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另一种“右翼”思潮企图修改意识形态全盘正面肯定权力资本,亦难以被中国社会所接受。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只能说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

  未来 5 年能够继续向市场转换的有:

  ---60 万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经过房地产开发继续向市场转化;

  ---17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 3000 亿斤国家粮食储备;

  ---部分国有资产和乡镇企业的产权明确与资产转移 , 效益可以提高;

  ---单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给职工:

  ---国家金融风险向企业和居民的转移。利率市场化和浮动汇率的实行,扩大直接融资,大搞股票市场和彩票,都是转移的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对金融资源控制的放松,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项资源。风险的承担者有风险报酬,国民财富还会有所增长;

  ---国家保险向社会保险转移,政府在放弃责任的同时也放松对人和社会的控制;

  ---内外债还有扩大的空间。在上述资源的转化过程中,仍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将被权力阶层所占有,伴随出现的会是更加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

还有三项资源,名为公有实为个人或社会所有,必须保留而不能被权力资本所侵吞。但是在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过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农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归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 30 年不变的政策。为防止土地兼并,应该正式将耕地所有权分配或低价出售给农民;

  ---老工人按照工龄存放在国有资产中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应该正式划出作为社会所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以其盈利支付社会保障;

  ---存放在国家银行中的居民储蓄。目前银行的信誉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支撑,这种权威如果在随通货膨胀和社会
问题
加重过程中逐步流失,大规模的挤兑就会到来。

  当应该转移的全部转移完毕,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一方面是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权力资本也无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难以公开化的方式去制约它。

  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且已经受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这样,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目前的中国经济,我称为“红,黄(粉),蓝,灰,黑,白(不以比重论英雄)---中国经济六彩球”。

  中国经济学界推崇的“规范性研究”,最大盲区在于地下经济。只有公开合法的“红色经济”是有正式统计数字的,兰色经济指新经济部分,都有误差。灰色经济相当于权力资本化,已经计算过了。

  “黑经济”的主要部分是走私。走私的数额,可以拿海关查获的数字乘以5倍(估计查获率是20%)。1999年全国严厉打击走私,关税收入增加了800 亿人民币,这是平时逃税的数字。除以20%即4000亿人民币,折合300亿美圆。黑社会在中国已经相当猖獗,其特殊根源就是两种体制长期并存导致的社会真空,政府职能所不及,黑社会趁虚而入。

  “黄(粉)经济”是指以“三陪”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性产业。根据各方面估计有500万三陪小姐,如果每人带动3个辅助就业,这是2000万“潜在就业”。每年小费大约在5000亿(包括长期的“包二奶”)。这部分小费没有计入8%,但是他们的消费却计入了。假设“储蓄倾向”是50%,每年消费2500亿。这些人的“消费乘数”相当高,从BB 机,出租车,租房子,到高级服装化妆品,并带动医药和宾馆,旅游业,如果估计乘数为4,一年的消费额就是10000亿。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78000亿元,就是说,由“黄色经济”所带动的消费,竟然占到我国生产的13%!每年大约5000亿人民币的小费,经过企业报销进入成本,所降低的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估计为70%,就是35000亿,大约相当于企业亏损数。就是说:我国企业以自己的亏损,养活了一个“性产业”!社会的腐败和企业交易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白色经济”显然指毒品了

  反危机的基本思路

  估计中国危机发生过程是: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衰退,外资大量进入挤垮国内企业,失业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突发事件冲击下,导致信心崩溃和挤兑,银行呆账暴露出来,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社会政治危机爆发。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许 5 年左右可能发生危机。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资源基本转移完毕,加上腐败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在危机爆发后丧失控制能力;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矛盾尖锐化;同时我国内外债已经到达临界点,净出口不足以偿还外债和外资利润;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币数量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时的政府换届,将促使危机的爆发。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机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目前确立“危机预期”,对防范危机的真正发生有好处。因为预期只要建立就会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数人预计 5 年后会发生危机,那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每次都比较小。我们希望的是,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如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潜在危机,确立危机预期,并在 5 年左右将其化解,是中国之福。

  只从“左右翼”,只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够说明和解决中国的
问题
。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道路。

  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统一,稳定,民主和社会公正。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还有用,恐怕就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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